如何认识高概念电影的模式_电影艺术引发了哪些艺术观念的改革和变化

Ⅰ 奔跑吧兄弟和RunningMan的区别（越多越好，要质量）

首先是在人员上面，两个节目最初都有人员的变动。但相对于《奔跑吧兄弟》几乎每一季都有人员变动，《running man》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保持着7位常驻MC的阵容！

人设：《RunningMan》是通过一段时间的配合与摸索，按照成员的个性特点来发挥各自的特长；而《奔跑吧兄弟》稍显照搬《RunningMan》的情况，有些强加的意味在里面！

节目当中的搞笑程度。都说《奔跑吧兄弟》有剧本，是按照剧本来演的，其实《RunningMan》同样也有剧本。不同的是RunningMan在很多环节或者谈话当中，可以GET到一个点，很自然的可以引发观众的笑点，而《奔跑吧兄弟》太过于按照剧本，所以两者之间还是有差异的。

Ⅱ 高概念电影的介绍

高概念电影(high concept)指具有视觉形象的吸引力、充分的市场商机、简单扼要的情节主轴与剧情铺陈以求大多数观众的理解与接受的电影。所谓“高概念”是指以美国好莱坞为典型代表的程式化的电影制作模式，本质上是一种营销指导创意的电影生产方式及后续的市场运作。它是电影行业的特定概念。最好是3D或4D，那么就会更加激烈！吸引力，打广告！

Ⅲ 84期：解析《冲天火》 “高概念”电影如何走更远

自以能冲天 孰知坐井观文/梦里诗书很难让人相信一个能在八十年代就拍出《龙虎风云》的导演，在今日会导出《冲天火》这样胡编乱造，完全不讲逻辑，故事一盘散沙的烂俗之作，毫不夸张的说电影除了打肿脸充胖子用拙劣的特效做到动作片的常用套路外，一无是处。整部电影所给人最为直观的感受并非是何般动作悬疑片的惊险刺激，而就是一个字“乱”，围绕所谓的最新科技“再生学”的展开，穿插了想要为父复仇的儿子，治病来港求医的兄妹，正直感爆棚的保安主管，良心发现的医生妻子，还有为了“再生学”杀人的反派医生，这些人物关系没有任何一个在电影中得到了合理的编排，更让人匪夷所思于如电影所述都闹出如此大的阵仗，警察难道还能坐视不管？牵强附会满是虚假的转折，让剧情成为了动作戏码的陪衬。那么如此牺牲剧情所衬托的动作做到了扣人心弦的震撼吗？从成片捉襟见肘的特效看显然并没有，正所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过小的电影格局，又没有足够的资本，让电影的场面真的只是一种刻意为之的场面，且廉价特效所形成的观感，亦没有任何视觉冲击力可言，除了让电影变的更为做作不堪外，毫无任何意义，这种剧情与动作的双重缺位，使电影致力于的情感营造，人心善恶，只是变成了出戏连连的尴尬笑场。如此难见亮点的电影，居然会是出自昔日凭借《龙虎风云》这样同是动作片问鼎香港金像导演的林岭东之手，为什么同是一个导演出品，会有如此天差地别之感，个人所见这其中症结就在于如今他的电影已然失了香港本土的地气，没有了那源于真实的情义，而自认令人耳目一新的剧本，加上自视对动作片轻车熟路的把控，便想当然的认为能一鸣惊人，但对剧情的蔑视，使这个故事在伊始便写满了空洞狗血。自以能冲天，看似紧凑的《冲天火》，最终即没能冲天，更不火爆，不过是一个江郎才尽的导演坐井观天罢了。

Ⅳ 电影艺术引发了哪些艺术观念的改革和变化

电影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亦是具有庞大受众数量的大众文化形态、大众传媒和重要的文化产业，在文化价值观的传播、认知、认同，乃至文化自信力的提升上，起着重要作用，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业在世纪末的低潮和改革的阵痛中艰难但又是大步地前行。回望中国电影的发展，电影观念的蜕变革新堪称剧烈。一部电影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观念革新的历史。人是有观念的动物，能思想的芦苇。观念就是人类支配行为的主观意识，它对人的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原则、方向和行为轨迹，起着根本的指示和规范作用。观念的内核是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和由它决定的行为方式，决定了人最为基本的活动方向和样式，因此，观念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行为的结果。电影观念的变革，如影随形相伴于新世纪电影的始终。与这些观念变化相应，电影的美学形态、叙事形态、美学观念等也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的电影观念曾经是宣传、工具、事业，是主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或者是像第四、第五代导演那样把电影当作艺术表达或文化反思的载体；20世纪80年代有过触动禁忌的电影“娱乐性”的争论；继而邵牧君提出“电影工业论”，则曲高和寡，批评声不绝。但到今天，经过新世纪以来以大片为肇端的电影的全面市场化、商业化运作，不论是电影局的领导，第一线的影人、编剧、导演，还是理论研究者，甚至是普通观众，在电影观念上都认可或是默认了电影的商业、工业的特性。时代的发展已经让电影的工业或文化产业观念、电影营销理念深入人心。如果说电影的生产主要涉及电影的对象世界、生产者（策划创意、融资投资、编剧、导演、演员等的集体性创造）、生成品（影视语言、形式结构、生成特性、艺术形态、类型特征、后期制作、技术的介入）、观众与市场（宣传发行营销、影院经营等）等环节的话，观念变革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在发生。本文主要从工业观念、艺术观念、文化价值观念等几个重要方面（涉及电影的策划、制片、创作或生产、宣发营销等几个环节进行）梳理总结。一、 电影工业观念：制片中心制与营销观念电影工业观念中至为重要的观念之一是制片观念与营销观念，分别位列电影生产的上游和下游。1、 制片人中心制与创意制片管理观念近些年来，中国电影在制片机制方面凸显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制片人中心制”，并使得制片管理机制在电影生产中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制片人中心制”观念是电影工业观念的核心之一。制片人（Procer）是电影生产体系中的关键角色，他的主要工作是制片管理（Procing）。而我们所要重点强调的“制片机制”则是制片人的制片管理模式。就好莱坞视野中，理想意义上而言，“制片管理不仅包括电影制作过程的管理，其更丰富的内容在于电影剧本的开发、电影融资以及制片人通过行使其“枢纽”的职责实现对电影创意的管控和与其他主要工种之间的权力制衡。”[1]长期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电影制片传统，制片观念是狭隘的。中国当下制片管理机制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不以制片人为中心，而以导演为中心(也有以大腕演员为中心的或以现成的剧本)为中心。二是制片人的工作职责狭窄，或者说是对制片的环节或制片人的工作不重视，没有赋予相应的要求，投资人也没有在制片这一环节上给出制片人足够的权力、时间和财力物力。在很多电影中，“制片人”的工作职责甚至还未脱离“制片主任”（通俗点说就是一个财务主管、拍摄及后期制作的管家）的范围。而对照美国的电影生产，一位美国著名制片人在谈及中美制片的不同时曾发人深省地说过，“好莱坞电影工业与中国电影工业的差别在于，中国只重视制作（Proction）这个阶段，但制作前的发展（Development）这个阶段在中国通常时间很短，差不多只有两年，但好莱坞平均将近10年，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从拿到剧本到最后开拍一共整整10年[2]。如果按照转换观念后的制片机制来看，制片人或者说制片管理的工作可以说贯穿于整个影片从策划创意、编剧导演、生产制作、宣发营销、后产品开发的所有环节。制片人本身就不仅仅懂投资，也懂艺术，也了解文化动态，他管理资金的合理分配，参与各个部门的工作，安排宣发营销，提早设计后产品开发等。因为至少从最表面的角度来看，制片人对资金的控制安排和分配就决定了影片各个环节的具体运作——其投入的人力物力、资金、时机与时间的长度，深度与广度等。例如迄今高居华语电影票房榜首的《画皮2》就实践并完善了一种好莱坞化的，极为有效的电影制片管理机制。 他们对品牌战略的重视，对前期“艺术设计”[3]的重视和不遗余力，对营销战略、后产品开发的重视以及长期性、制度化的运作，都是具有借鉴启示意义的。《画皮》系列电影的成功，正是从制片人品牌策划创意，到编导艺术设计、文本创意、导演表演创作创意，到画面造型制作技术创意，外围宣发创意，营销运作机制创意、后产品开发创意等等因素的共同组合，才促成了《画皮》之神话的诞生。2、营销与全媒体营销观念新世纪以来的电影大片引发了中国电影的观念革命，确立了电影的工业或产业观念——其中一个重要的观念革命是营销意识的强化。电影大片确立的大投入，大制作，大发行，大市场的商业模式是好莱坞电影获取全球市场的商业运作模式，也是其成功之道。电影大片广泛吸引资金，注重国际市场，开拓海外明星，以国际化的视点、东方化的奇观、“高概念电影”的商业化配方等进行经营，表征了中国电影业的商业化、市场化转向。在宣发营销发行上，大片按照“活动经济”和“事件营销”的策略，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物力，组织首映礼等各项活动，吸引注意力，强化关注度，拉长事件持续的时间，表现出以产业链经营为基础、产业集群为特征。除票房外，一些影片还试图向纵向产业链（包括电影版权、广告、赞助、票房、衍生品开发等）和横向产业链（包括图书、剧本、电影、电视、音乐、游戏、演出经纪、拍摄基地等系列行业）进发。由此，中国电影逐渐确立了电影营销的观念，张伟平曾说，“《英雄》出现之前，我们的艺术家们，包括电影投资人，他们第一没有看到中国电影市场的巨大潜力，第二没有看到一部国产片上映会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引起这么大的反响，第三没有意识到，电影是需要经营、营销的。”[4]因此，《英雄》成功的宣传营销策划，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宣告了一个电影创意营销时代的来临。张伟平创造的一系媒体宣传手段到现在也被各个大片所沿用和复制。但张伟平开创的粗放式的、大规模、豪华型的营销方式很快受到了新媒体营销的巨大冲击。近年来，微博、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成为媒体关键词，随着数字技术和移动通信终端的发展，电影营销依赖的媒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媒介特征和传播方式的改变对电影营销的内容和渠道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我们处身于一个全媒介时代，单一的媒介营销已经远远不够。于是，在传统宣发模式的基础上，我们迎来了一个电影营销的新媒体、多媒体整合营销宣传的时代。例如《让子弹飞》就充分有效地利用了微博、手机、户外移动电视等新媒体营销。小成本电影《失恋33天》的巨大票房成功，新媒体尤其是微博营销功不可没。 制片与营销的观念变革促使电影回归工业本性，深化了市场化经济，其意义显而易见。二、艺术观念：从艺术电影的创作到类型电影的生产新时期以来艺术电影的流脉，明显区别于主旋律电影和商业化电影：“从几代导演共同努力的艺术的“苏醒”，到以第四代导演为主体的艺术创新潮流，到以第五代导演为主体的新时期电影艺术的高潮和高潮过后的萎缩与分化以及“后五代”导演对艺术与商业的融合，到第六代导演的边缘坚持，以及新世纪以后，第六代导演和不断冒出的新生代导演关注现实，融合艺术与商业、与主流的努力，而呈现出多姿多彩、充满活力的文化景观。”[5]无疑，电影有其工业生产特性和商业性，这种特性一定程度上与艺术电影的追求是相矛盾的。“电影制作的商业和文化现实大大抵消了希望成为一个个性化创作者的愿望，抵消了希望拥有自己的主题风格和个人化的世界观的愿望世界范围内的电影产品的经济现实和绝大多数电影观众的口味抵消了这种愿望。”[6]例如，部分“第六代导演”集中呈现了“小众化”、非主流、“独立制片”等特点的艺术电影观念。导演们走的一般是艺术电影之路，大多对好莱坞比较反感，美学趣味骨子里是贵族化的、欧洲现代主义和艺术电影式的。总体而言，第四、五、六代导演所践行的艺术电影观念与市场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也因此，他们长期处于与市场、受众尖锐的矛盾与艰难的磨合之中，都面临着痛苦的转型。但自新世纪以来，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的变化。新老导演们更加重视影片进入市场：戏剧化强度的追求，类型片元素的借用以及明星的加入等。姜文的转变构成重要的标志。从极度自我化、艺术化的《太阳照常升起》到创造中国电影票房奇迹的《让子弹飞》，表征了姜文的大众化趋向。虽然《让子弹飞》在意识形态上还保留了他个人化的对历史、对现实的思考。但《让子弹飞》在商业性、艺术性、主流性的三维中巧妙地保持了某种平衡，姜文的“艺术电影商业化”之路是基本成功的。 约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类型化道路逐渐成为了电影人的共识。类型电影观念开始确立。类型电影有相应的类型规则，要求反映最深层的民族集体无意识，核心性、普适性的主流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呼吁中国电影的类型化道路，也就是认可其商业性，认可其对最大可能限度的观众与票房的追求，而且，类型化趋势不仅成为业界的共识，甚至也成为批评界的显学。电影的类型研究，切近了电影作为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等品性，涉及到中国电影从创意、叙事、形态到生产、宣发、分销的电影全过程、全方位的众多问题，因而是一个相当有效的视角。虽然中国电影的类型性并不充分完备（与好莱坞相比）但毋庸讳言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电影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电影的生产环境与好莱坞会越来越接近，更为接近好莱坞意义上的类型电影也会不断出现。在类型观念和工业体制下编剧、导演的创作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传统的电影创作观念中，编剧是“一剧之本”的案头视觉化的文学写作。导演则是以导演为中心的作者化电影的创作。但在一个市场化和创意经济的时代，电影生产的经济因素和技术性要求越来越高，制作因素、团队协作性越来越强，相应地导演的个性因素、“作者电影”风格被压抑，这使得编剧导演的主体地位明显降低。说到底，导演个体的功能必须要结合到整个电影生产的有机环节中才能圆满发挥。这正如赵宁宇揭示的导演的一种“产业化生存”[7]现状，在他看来，作为导演，要具有相当综合全面的素质，甚至也要懂市场、投资、商业和技术。《画皮2》导演乌尔善对工业体制上内导演功能与作用的变化认识得很清醒，他诚心服从于体制，服从于工业化的生产并与之达成恰当的张力。正如自觉认识到的那样，“我们看美国的大型商业电影，如《指环王》、《哈利波特》、《阿凡达》，他们都有一个标准化的工作程序。中国电影行业反倒比较特殊，许多导演不愿意按照工作流程去坐，除了他自己，其他人都不知道工作的方向。---我不相信个人能力，我相信的是团队和组织团队的方式是否科学，是否能把个人能量凝聚为集体智慧。”[8]《画皮2》的艺术总监与营销总监杨真鉴对“艺术设计”的阐释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编剧导演工作、功能的某些微妙变化。他认为，“今天的商业电影的艺术设计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那种把前期艺术设计寄托在一个好编剧身上的观念已经非常过时了。电影前期的艺术设计包含了题材设计、艺术规划、编剧规划、编剧实施、美术概念设计、美术视觉设计（含造型、服装、化妆、场景道具）、镜头成像设计（含灯光效果设计）、动作系统设计、 CG技术规划、表演体系设计等。”就是说，这种艺术设计不是仅限于剧本的平面的设计，而是立体的，影像化的设计。他还具体分析其中的“艺术规划”部分要做的工作：“一、文化概念体系的设计”、“二、角色设计”、“三、思想概念体系的设计”、“四、美学呈现体系的设计”、“五、互动设计”。这里有些工作自然不必也不可能是由制片人独力来做的。但杨真鉴对这些工作的总结表明了他们（广义的制片人）对编剧、导演工作全面介入的深刻程度。杨真鉴这里所强调的“艺术设计”工作其实就是好莱坞所极为重视的“剧本开发（Script Development）”的工作，即“前期制作开始之前的那部分工作，80%跟做剧本相关，20%跟选角、视觉概念设计等有关----好莱坞针对剧本开发自身有一个庞大的产业链，里面有编剧、经纪人、管理人、大片厂创意行政、剧本医生等多种角色在互相博弈。”[9]三、文化价值观：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观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电影的艺术观念。与此相应，电影导演主体意识则不乏精英知识分子精神。如第五代导演就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和精英知识阶层。他们所代表的新时期文化精神与五四精神是具有历史承传性的。如陈凯歌一直自认为是“文化工作者”而非单纯意义上的电影导演，他说，“与其说我是一个电影导演，我宁愿说自己是一个文化工作者。我所做的工作，是以自己非常小的力量，去叙说（用弘扬、宣扬这类词对我来讲都太大了）一些自己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现在谈对中国文化现状的忧虑，是徒唤奈何，不一定引起大面积的呼应。但用电影表达自己对文化的思考，却是我的一种自觉选择。”[10]他还宣称，“当民族振兴的时代开始来到的时候，我们希望一切从头开始，希望从受伤的地方生长出足以振奋整个民族精神的思想来。”不难发现陈凯歌所禀有的那种“铁肩当道义”式的历史使命感、时代精神和启蒙理想。在第五代导演的代表性作品如《黄土地》、《孩子王》、《盗马贼》等影片中，都寓言式地传达了当时整个社会文化界反思民族痼弊，批判国民性、追求“现代性”、向蔚蓝色文明大踏步迈进的高远理想。然而他们很快就面临着一个大众文化转型的事实。时代的大众文化转型导致了高雅艺术与精英艺术界限的消失。因为在这样的时代，大众仿佛具有了选择权和评判权，精英文化为了生存，不得不掩盖自己的先锋性，磨平自己的棱角，填平雅与俗、高与低、先锋与大众的界限与鸿沟。高雅艺术与精英艺术也愈益丧失了标准。所谓大众文化，是指在现代都市化工业社会中产生的，主要以现代都市市民大众为消费对象的，通过当代影视网络新媒体、报刊书籍等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不追求深度的，易复制的、按市场规律生产的文化产品。大众文化是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其明显的特征是主要是为大众消费而制作。大众化与精英化、小众化等相对，应该说大众文化与大众的切身利益有关，它是大众创造出来又为大众所消费的。实际上，大众文化是一种利用大众媒介来进行传播的现代工业文化。电影本身是一种以大众文化为主导定位的新型大众艺术样式，但这种电影的大众文化观念也不是向来如此的，它也经历了观念的复杂而艰难的沉浮变迁。到今天，经过大片的市场运作，影视领域的“娱乐化”大潮等，则是认可了电影的商业、工业的特性及与工业观念相应的大众文化观念。毫无疑问，大众文化本身的确是存在问题的（如某种“娱乐至死”的过度娱乐化），是需要主流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加以监督、调节、引导的，但在一个全球化的、全媒体的、文化剧烈变迁的年代，大众文化的崛起并且呼唤政府主管部门和学院知识分子更加重视和尊重，以期共荣双赢和健康发展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大众文化观念的确立，中国电影经历了一个由原来的艺术电影、主旋律电影而向大众文化转化的“大众化”的过程。而原来的具有大众文化性的商业电影则融合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的某些特征，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概括为大众文化的“主流化”。从大众文化的角度看，我们不妨把这三种电影流向统称为“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化”。在当代语境中，大众文化消弭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差异，高雅与通俗不再格格不入，精英文化走下神坛，通俗文化步上台阶，向主流靠拢，共同在经济、政治、科技、商业与文化的全面渗透中互相交融。正视大众文化的崛起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到今天，融合了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和中国当下文化发展的现实，已经逐渐发展成具有中国本土的独特性的大众文化，包括本土文化资源的独特性、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独特性。如前所述，中国电影“大众文化观念”的实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观念”，是多元文化共生与融合的结果，其中既有主导文化与商业文化、以及市民文化、青年文化等亚文化的冲突与调和，还有传统文化、香港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与流变。这些文化资源的拼贴、融合乃至错位，共同营造了多元化的中国当下电影的文化格局。四、中国电影：观念变革背景下的文化创新观念指导行动，观念改造现实。在一个百舸争流、物竞天择的全球化商品经济时代和观念变革时代，中国电影别无选择而与好莱坞共舞，承担文化传承传播与产业经济的双重任务，积极实施产业推进和文化创新。中国电影的文化创新大致在如下几个方面展开。1、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中国电影大片昭示了一种新的可能与方向。而“古装”又使得此类大片更具文化符号性，因为“古装”本身就因其与现实、当下的疏远而别具诗性和文化符号性，别有一种超现实美学意味。从某种角度看，中国电影大片以独特的影像化方式对中华文化实施一种影像化的转换。这种转化可以从传统诗学的影像符号化表述与写意性、表现性的影像再现两个方面来看。 电影大片的发展形成了自己“视觉本位”的美学。在这个视觉文化转型、视觉为王的大众文化时代是一种必然选择。而立足于电影这一大众文化，传统文化、中华艺术精神自然也可以成为今日大众文化的有机源泉。古装大片堪称时代最重要的美学表征。一定程度上，这种视觉转向趋势与传统美学对意象的强调不谋而合。当然，对视觉奇观的强调会使得“意象”中意、情感这些要素大幅减少，然而以发展的眼光看，也许可以说，古装大片中的画面造型、场景、影调等等正是体现于电影的意象（尽管“意”差强人意）。而有些电影所表现的那种开阔的高远、全景镜头、画面所体现出来的超现实意味，也是传统美学中写意精神的流转，一种传统的现代影像转化。大体而言，以《英雄》为代表的电影大片均极为重视对“场景”的凸显，以及对于影调、画面和视觉风格的着意强调。而这些场景均具有一种泛中华文化的味道，是一种多少有点“意味”的“形式”或“符号”。与场景相应，在古装大片中，服装道美这些构成场景要素作为视觉元素的凸现也很明显。在影视剧中，服装、道具、美术一般来说只起辅助性的作用，但在古装华语大片中，其意义却非同寻常。可以说具备了独立的审美观赏的价值。当然，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角度看，这种在中国古典美学形态中并不占有优势地位的繁复奇丽、错彩镂金的美，成为了一种大众文化背景下兼具艳俗和奢华的双重性的新美学。这种新美学表明，在此类视觉化转向的电影中，色彩与画面造型的视觉快感追求被发挥到了极致。在大片中，由于强化观赏价值，全力追求影像的视觉造型效果、电影运动的景观和画面的超现实境界，电影叙事发生了重要的变异。文学性要素、戏剧性要素、思想内涵等明显弱化了。当然，奇观的展示，诗情画意、总体意境的呈现，也低度性地参与叙事表意的过程（如《英雄》中色彩与色调成为一种重要的叙事手段），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在古装大片中，传统的时间性叙事美学变成了空间性造型美学，叙事的时间性线性逻辑常常被空间性的“景观”（包括作为武侠类型电影重要元素的打斗场面）所割断，意义和深度也被表象的形式感所取代。2、传统边缘文化的现代化在世纪初年崛起的大片渐趋衰落之后，中国的魔幻类电影颇有回升之势，基于中国古典民间传奇的《白蛇传奇》、《画壁》、《倩女幽魂》都是魔幻爱情题材。这些电影通过奇观化的建筑场景、风格化的服饰道具等物件营造出一种有别于好莱坞科幻大片的东方式魔幻类型电影，把人性、爱情、人与自然事物的原始情感维系从魔幻中询唤出来，完成大众对鬼魅的审美想像。《画皮Ⅱ》把这一类型提升到了一个高度，从而奠定了中国式的魔幻电影大片的类型品质。同时又是有一定哲学思考的魔幻电影类型，关注或涉及了某些超验性的深层问题。这一电影类型，在当下青少年观众当中应该是非常有市场的，票房成就也证明了这一点。《画皮1、2》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意义就在于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向居于边缘，非主流地位的狐妖鬼魅的文化，用一种电影的方式把它大众文化化。在这种大众文化化的过程当中，又结合很多西方魔幻电影的类型要素。影片中很多场景的设计、画面的构图、色彩的渲染，并不是纯中国化，有很多西域的魔幻色彩，还有来自西方的东西。因此影片有颇具文化融合特征。实际上，除了“狐妖”这一角色的原型来自中国民间的志怪妖仙文化外，电影与原著《聊斋志异》的联系并不是特别紧密。这部映射诸多当代话题（也是一种“接地气”）的魔幻电影中杂糅了蒙藏、日本等多元文化符号，并以精美奇绝的视觉效果呈现。它既有营造好莱坞式大片视听奇观的野心，又有着类乎独立电影的先锋性设计理念。2、 青年边缘文化的主流化当下，80后90后年轻一代开始逐渐显示出文化的重要性，更不用说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暑期档、寒假档的重要性愈益凸显，只有吸引青少年的眼球，占据青少年票房市场才能在市场上居于不败之地。青年文化性特征是较为彻底的生活化、世俗性的，热衷游戏，“咸与娱乐”，政治意识不强，商业市场意识倒是不弱，平民意识和公民意识强，社会经验、直接经验不足但想象力丰富，崇尚感性，不刻意追求深度、意义。从电影导演代际的角度看，原来小资、小众的部分第六代导演及更年轻的电影导演终于“长大成人”了，开始正视社会、票房、受众口碑了，他们的电影也在艰难地向“主流化”靠拢。这是中国主流电影的生力军，青年文化因素、第六代导演的艺术电影传统等的融入主流电影文化，预示着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主流电影的未来发展。例如《失恋33天》通过“接地气”的青年“意识形态询唤”，巧妙的市场把握和营销策略大获成功，其中并无牵强附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依赖，也无目的性明显的主流文化引导，以其大众化甚至是“电视化”的审美特征和青年文化的代言方式，获得了市场主流和广大青少年受众的认可，这是一个原居边缘的青年文化（甚至是一种以“小妞电影”为载体的“小妞文化”）成功进入大众文化视域并创造大众票房奇迹的神话，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以支流、偏锋制胜的案例。毫无疑问，对于作为大众文化的电影来说，青年文化的潜力是惊人的。4、西方文化的本土化及融合好莱坞电影所携带的西方文化，在全球市场的全面胜利，成为本土电影学习的榜样。中国电影在经历了“内向型”之后开始了全面的“外向化”转型，开始将眼光瞄准了主流的西方和海外市场，开始将展现丑陋的“伪民俗”策略转化为普世价值（如和平、天下、仁爱）的弘扬，从对西方“想象中国”的迎合变而为“中国想象”的呈现，将“中国梦”的想象和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向全世界传播，将小众化的艺术电影加工成为高度工业化和商业性，同时又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想象的中国主流大片。以《英雄》为发端的中国大片的成功无疑受到好莱坞“高概念”电影生产方式的影响，大投入，大制作，大发行，大市场的商业模式正是好莱坞电影不断获取全球市场的商业运作模式。《集结号》开始时的巷战，近战手势语，钢盔和美式军备，让人恍如在看二战题材的美国大片；《赤壁》被有些人戏称为中国版的《特洛伊》，“加速了中国商业大片‘好莱坞’化进程”；《无极》被人讥称为到处皆有外来影响痕迹的“大杂侩”、“四不像”……中小成本影片方面，本土化的痕迹也极为明显。新世纪以来“以小人物为中心，犯罪行为为线索，社会现象为背景、复现叙事结构、荒诞性为特征的‘黑色喜剧’正在成为一种流行形态，并在观众群中形成对一种电影类型的期待观看。”[11]此外，类型杂糅的特点，符合了古典好莱坞之后，世界电影发展的趋势——类型边界的不断模糊，反类型电影、“超级类型电影”不断出现。当然，目前主流电影的生存，已经不是西方与东方简单对峙的阶段，而进入互融、互包、互惠、

Ⅳ 高概念电影的可销售性

什么是“高概念”策略？根据美国娱乐业的说法，“高概念”作为术语最早出自好莱坞影视巨子巴里·迪勒（Barry Diller）。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由于缺少资金向电影公司购买电影作为电视节目播出，美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主管巴里·迪勒决定由电视台自己出资找人来做片子，这些片子就是最早的电视电影。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被拍摄成这些电视电影呢？巴里·迪勒认为他需要的是那些用30秒广告时长就可以表达清楚的故事，于是他批准了一批用一句话来售卖点子的项目。这一句话之后将出现在电视广告和电视节目指南中，用以吸引观众的收视。结果，一些被制作的电视电影，比如《布莱安之歌》（Brian’s Song）和《那个夏日》（That Certain Summer），题材和吸引力都立刻显现出来。于是，对一种有销路的题材或剧情的需求开始与“高概念”术语结合在一起。目前电影制片研究领域认为最科学系统的表述源自美国学者贾斯汀·怀亚特。贾斯汀·怀亚特认为“高概念”的内涵是：“一个显著的、容易的、可简化的叙述，同时也是提供了高程度可销售性的叙述”。贾斯汀·怀亚特用“The look, the hook, and the book” 来具体定义“高概念”。根据怀亚特的阐述，所谓 “look”便是一部影片的卖相，其中包括了视觉形象的吸引力（如故事、明星或与流行的契合）；而“hook”则是讲求有充分的市场商机，具有畅销前例（pre-sold）可循的制作题材自然具有一定的商机；“book”指的则是电影文本简单扼要的情节主轴与剧情铺陈，以求大多数观众的理解与接受。以这些“高概念”的标准来看，许多具有高度艺术价值、但可能曲高和寡的艺术或实验影片，自然是制作公司眼中不易赚钱的低概念（low concept）影片了。根据“高概念”的定义，贾斯汀·怀亚特又提出 “高概念”的几个具体要素：（1）必须由著名的导演或影星领衔，或两者同时具备。（2）故事的情节简明清晰，一句话就可以概括。（3）营销主题必须单一、重复出现。（4）该影片应该能够与先前流行的畅销前例紧密挂钩。（5）该影片应具备商品授权的前景。

Ⅵ 高概念电影的中小成本电影

但并不是说“高概念”策略就与中小成本电影无缘了。以小成本电影《疯狂的石头》为例，表面上看与“高概念”沾不上边，但是这部300万成本的电影能够拥有2000多万的票房，它最根本的原因却是不自觉运用了“高概念”策略。首先，《疯狂的石头》虽然没有著名演员或者导演，但它的投资人是著名香港演员刘德华。依靠刘德华的号召力，达到了宣传的效果与目的。其次，《疯狂的石头》虽然叙事手法上不同常规，但在故事情节上却简洁清晰，整个电影讲述了两拨贼和保卫科长围绕一块价值连城的石头，斗智斗勇各出奇招，最后却被一连串的意外给“忽悠”了的故事。电影叙事的核心就是笨贼的故事，这与“高概念”一句话概括故事的内涵是相符合的。第三，《疯狂的石头》虽然是中国电影的一匹黑马，但它有很明确的畅销前例：它是一部喜剧电影；对于熟悉西方电影的青年观众而言，它就是中国版的《两杆老烟枪》；对于更广大的中国普通观众而言，它就是另一部风格不同的《天下无贼》。第四，《疯狂的石头》迎合了当下的社会潮流与观众口味，让人们有了一个对抗大导演大明星和大制作的利器。另一方面，“草根文化”正在兴起，《疯狂的石头》不但在演员角色、电影场景上让观众感觉到草根气息，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就是草根文化的展现。从《嘻唰唰》的手机铃声到冒牌的“千手观音”的歌舞表演，从对《2002年的第一场雪》的恶搞到月薪只要800元却没工开的工人，从不起眼的罗汉寺到卖苦力的“棒棒”，这些都是最真实的中国底色的元素。上文内容引自《中国电影需要引入“高概念”》发表于中国电影报2007年6月25日，作者：应萝佳。

Ⅶ 网友说《幸存者1937》太好哭了，该部影片反映了哪些真实的过往

网络电影《幸存者1937》官宣杀青，引发了行业内的关注。该部电影的出现，推动了网络电影向前迈进了关键的一步。该部影片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从民族大义出发，暂时放下旧仇，肩负起保护国民党军统密码专家的任务，护送他从日军中安全撤离的故事。关于网友说《幸存者1937》太好哭了，该部影片反映了哪些真实的过往？以下是我的看法，首先，这部网络电影主打高概念，是一部战争题材的电影，将当时的战争背景与战斗场面相结合，中日双方精彩的战斗过程，展现了战争场面的惨烈，具有十分强大的震撼力。其次，该部影片展现了中华英雄儿女和侵略者之间的殊死较量，八路军和密码专家双方从互不信任到走上联合抗日的道路，充满了矛盾和波澜。最后，《幸存者1937》由年轻导演王延川指导，他从多个新鲜角度演绎了主旋律英雄故事，值得一看。

一：主打高概念，立意深刻。

这部网络电影主打高概念，是一部战争题材的电影，将当时的战争背景与战斗场面相结合，中日双方精彩的战斗过程，展现了战争场面的惨烈，具有十分强大的震撼力。

关于网友说《幸存者1937》太好哭了，该部影片反映了哪些真实的过往？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Ⅷ 高概念电影的对中影影响

随着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国际化，好莱坞电影的“高概念”策略也正在对中国电影产生深刻的影响。虽然，中国电影界还普遍对“高概念”这个词汇比较陌生，但是中国电影人已经开始关注好莱坞电影的市场运作方法，甚至少数中国电影人已经开始感性地、模糊地、或者自觉地开始应用 “高概念”策略了。这些感性的、模糊的或自觉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处于中国电影市场金字塔尖的那么三五部所谓的“国产大片”。这些影片在特征上与贾斯汀·怀亚特提出的“高概念”特征基本相符合：一是由著名的大导演、大明星领衔。二是故事的情节简明清晰，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比如《夜宴》的故事就是一个中国古代版的《王子复仇记》。三是营销主题单一、重复出现。比如《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整个营销主题就是围绕着张艺谋冲击奥斯卡展开的。四是影片与先前流行的畅销前例紧密挂钩。比如《七剑》改编自梁羽生的畅销武侠小说《七剑下天山》。五是影片具备市场延伸、商品授权的前景。比如《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都有电影联动图书，《神话》的主题曲非常畅销，《七剑》拥有一个套拍的电视剧。“国产大片”与“高概念”的这种自觉结合的确有着不错的效果与发展潜力。它们在国产片的票房中可以占据接近一半的份额，与进口的好莱坞“高概念电影”一起，几乎占有中国电影影院市场份额的70%以上。但是这些电影的数量太少，“高概念”策略与它们的结合在中国电影市场只占据了巨大冰山的一角。由于对中国电影市场缺乏深入的研究，也缺乏科学的市场手段，中国电影基本依靠创作者与制片商的感性认识来决定观众的欣赏口味，而非由观众的口味来决定创作。因此，大多数中低成本的中国电影在项目阶段根本不可能有“高概念”的意识，电影制作者们并不了解观众，更遑论在项目阶段就规划一些吸引观众的可营销元素了。那些大投资的电影在制片策略上不同于一般的中小成本电影。这些不同表现在：第一，由于这些电影成本高，投资商、制片商在电影立项阶段就要预测电影的营销结果，并且商讨电影可营销的各个元素，以保证回本以及盈利；第二，一般这些电影需要借助海外投资以及海外市场，这种借力的过程恰恰使海外的先进理念，比如“高概念”策略被引入项目中；第三，中国虽然人口基数大，但中国观众普遍并没有经常性的观影习惯，因而大投入的电影并不可能只依靠国内票房收回成本，必须依靠海外市场，这些电影从立项阶段就已经考虑到市场延伸的问题。

Ⅸ 《轮到你了》将拍电影，这部电影是讲什么的

《轮到你了》这部这个夏天最火的日剧，终于迎来了收官，隐藏了几个月的凶手也终于揭露，但是这个结局，不管从哪个角度说，都只能用一个烂来形容，追了5个月的剧，每集看的究其认真，又做笔记，又拉表格，只为在迷雾一般的剧情里跟上编剧的思路，但看完大结局，说实话，真有一种我的热情都喂了狗的感觉。

这种剧集的起始设定，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高概念”。顾名思义，它是概念先行。我们熟悉的《轮到你了》的老祖宗《大逃杀》，一个把学生们送到荒岛去自相残杀的故事，就是高概念电影。它的高概念是“同学相杀”。

虽然电视剧有点烂尾不好看，被网上很多人喷，但是电影所拍出来可能会改一些剧情，希望不要辜负了观众的等待吧。

Ⅹ 什么是概念片

高概念电影(high concept)指具有视觉形象的吸引力、充分的市场商机、简单扼要的情节主轴与剧情铺陈以求大多数观众的理解与接受的电影。我们所说的“高概念”是指以美国好莱坞为典型代表的程式化的电影制作模式，本质上是一种营销指导创意的电影生产方式及后续的市场运作。它是电影行业的特定概念。 高概念电影必须由著名导演执导或明星主演，甚至两者兼备；其次，高概念电影的故事情节相对简单，可以用一句话简明概括；第三，高概念电影应该可以跟先前流行的文艺作品形成一种“互文”的关系，即在原先的某种知名载体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新的电影作品，如常见的小说改编电影、漫画改编电影、续集电影等方式。 高概念影片还包括了一些相关因素，如营销主题的单一性、相关文化产品开发的可能性——如《加勒比海盗》系列，本来只是迪士尼公司为了宣传新产品的宣传片，又如《星球大战》系列、《蜘蛛侠》系列等，相关的玩具等也被不断地开发。 这些“高概念电影”的元素，常常都被商业电影或多或少地使用。但我们能够从其中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原创性和系统性，二者缺一不可。著名导演或明星，是一个成熟的影视市场才会出现的，以目前国内影视市场电影演员和电视剧演员不分家的现状来说，我们甚至都找不出几个真正具有市场号召力的演员来。而情节相对简单并不是说对故事性的要求降低，情节相对简单只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受众基础，但并不代表故事简单，相反是要在一个相对简单的概念下发展出足够复杂的人物和故事，才能让为数众多的观众维持观看兴趣，这就需要在技法上足够成熟，能够在叙事、视觉、音乐、剪辑、美术等等各个环节都不掉链子。 在中国电影日益市场化的今天，如何壮大电影市场，实现票房辉煌，保证投资项目的利润，成为中国电影人最为关心的话题。研究中国电影市场化道路，就不可避免地需要研究作为当前好莱坞市场策略的“高概念”（high concept）。这一从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好莱坞的市场策略，很值得中国电影借鉴。具有高程度的可销售性 什么是“高概念”策略？根据美国娱乐业的说法，“高概念”作为术语最早出自好莱坞影视巨子巴里•迪勒（Barry Diller）。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由于缺少资金向电影公司购买电影作为电视节目播出，美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主管巴里•迪勒决定由电视台自己出资找人来做片子，这些片子就是最早的电视电影。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被拍摄成这些电视电影呢？巴里•迪勒认为他需要的是那些用30秒广告时长就可以表达清楚的故事，于是他批准了一批用一句话来售卖点子的项目。这一句话之后将出现在电视广告和电视节目指南中，用以吸引观众的收视。结果，一些被制作的电视电影，比如《布莱安之歌》（Brian’s Song）和《那个夏日》（That Certain Summer），题材和吸引力都立刻显现出来。于是，对一种有销路的题材或剧情的需求开始与“高概念”术语结合在一起。 目前电影制片研究领域认为最科学系统的表述源自美国学者贾斯汀•怀亚特。贾斯汀•怀亚特认为“高概念”的内涵是：“一个显著的、容易的、可简化的叙述，同时也是提供了高程度可销售性的叙述”。 贾斯汀•怀亚特用“The look, the hook, and the book” 来具体定义“高概念”。根据怀亚特的阐述，所谓 “look”便是一部影片的卖相，其中包括了视觉形象的吸引力（如故事、明星或与流行的契合）；而“hook”则是讲求有充分的市场商机，具有畅销前例（pre-sold）可循的制作题材自然具有一定的商机；“book”指的则是电影文本简单扼要的情节主轴与剧情铺陈，以求大多数观众的理解与接受。以这些“高概念”的标准来看，许多具有高度艺术价值、但可能曲高和寡的艺术或实验影片，自然是制作公司眼中不易赚钱的低概念（low concept）影片了。 根据“高概念”的定义，贾斯汀•怀亚特又提出 “高概念”的几个具体要素：（1）必须由著名的导演或影星领衔，或两者同时具备。（2）故事的情节简明清晰，一句话就可以概括。（3）营销主题必须单一、重复出现。（4）该影片应该能够与先前流行的畅销前例紧密挂钩。（5）该影片应具备商品授权的前景。“高概念”逐渐对中国电影产生深刻影响 随着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国际化，好莱坞电影的“高概念”策略也正在对中国电影产生深刻的影响。虽然，中国电影界还普遍对“高概念”这个词汇比较陌生，但是中国电影人已经开始关注好莱坞电影的市场运作方法，甚至少数中国电影人已经开始感性地、模糊地、或者自觉地开始应用 “高概念”策略了。 这些感性的、模糊的或自觉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处于中国电影市场金字塔尖的那么三五部所谓的“国产大片”。这些影片在特征上与贾斯汀•怀亚特提出的“高概念”特征基本相符合：一是由著名的大导演、大明星领衔。二是故事的情节简明清晰，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比如《夜宴》的故事就是一个中国古代版的《王子复仇记》。三是营销主题单一、重复出现。比如《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整个营销主题就是围绕着张艺谋冲击奥斯卡展开的。四是影片与先前流行的畅销前例紧密挂钩。比如《七剑》改编自梁羽生的畅销武侠小说《七剑下天山》。五是影片具备市场延伸、商品授权的前景。比如《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都有电影联动图书，《神话》的主题曲非常畅销，《七剑》拥有一个套拍的电视剧。 “国产大片”与“高概念”的这种自觉结合的确有着不错的效果与发展潜力。它们在国产片的票房中可以占据接近一半的份额，与进口的好莱坞“高概念电影”一起，几乎占有中国电影影院市场份额的70%以上。但是这些电影的数量太少，“高概念”策略与它们的结合在中国电影市场只占据了巨大冰山的一角。目前，由于对中国电影市场缺乏深入的研究，也缺乏科学的市场手段，中国电影基本依靠创作者与制片商的感性认识来决定观众的欣赏口味，而非由观众的口味来决定创作。因此，大多数中低成本的中国电影在项目阶段根本不可能有“高概念”的意识，电影制作者们并不了解观众，更遑论在项目阶段就规划一些吸引观众的可营销元素了。 那些大投资的电影在制片策略上不同于一般的中小成本电影。这些不同表现在：第一，由于这些电影成本高，投资商、制片商在电影立项阶段就要预测电影的营销结果，并且商讨电影可营销的各个元素，以保证回本以及盈利；第二，一般这些电影需要借助海外投资以及海外市场，这种借力的过程恰恰使海外的先进理念，比如“高概念”策略被引入项目中；第三，中国虽然人口基数大，但中国观众普遍并没有经常性的观影习惯，因而大投入的电影并不可能只依靠国内票房收回成本，必须依靠海外市场，这些电影从立项阶段就已经考虑到市场延伸的问题。中小成本电影也理应运用“高概念” 但并不是说“高概念”策略就与中小成本电影无缘了。以小成本电影《疯狂的石头》为例，表面上看与“高概念”沾不上边，但是这部300万成本的电影能够拥有2000多万的票房，它最根本的原因却是不自觉运用了“高概念”策略。首先，《疯狂的石头》虽然没有著名演员或者导演，但它的投资人是著名香港演员刘德华。依靠刘德华的号召力，达到了宣传的效果与目的。其次，《疯狂的石头》虽然叙事手法上不同常规，但在故事情节上却简洁清晰，整个电影讲述了两拨贼和保卫科长围绕一块价值连城的石头，斗智斗勇各出奇招，最后却被一连串的意外给“忽悠”了的故事。电影叙事的核心就是笨贼的故事，这与“高概念”一句话概括故事的内涵是相符合的。第三，《疯狂的石头》虽然是去年中国电影的一匹黑马，但它有很明确的畅销前例：它是一部喜剧电影；对于熟悉西方电影的青年观众而言，它就是中国版的《两杆老烟枪》；对于更广大的中国普通观众而言，它就是另一部风格不同的《天下无贼》。第四，《疯狂的石头》迎合了当下的社会潮流与观众口味，让人们有了一个对抗大导演大明星和大制作的利器。另一方面，“草根文化”正在兴起，《疯狂的石头》不但在演员角色、电影场景上让观众感觉到草根气息，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就是草根文化的展现。从《嘻唰唰》的手机铃声到冒牌的“千手观音”的歌舞表演，从对《2002年的第一场雪》的恶搞到月薪只要800元却没工开的工人，从不起眼的罗汉寺到卖苦力的“棒棒”，这些都是最真实的中国底色的元素。